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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发仔夫妇,一心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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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10-14 15:16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中央决定,原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和随军干部家属除少数人参加长征外,其他人员一律就地安置或疏散突围到白区隐蔽斗争。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任优待红军工作局局长的范乐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的妻子黄秀香,俩人刚生下孩子都正在“坐月子”。因此,组织上决定将她们留在苏区坚持斗争。范乐春的丈夫林伯渠则随主力红军北上,邓子恢被安排留下来到闽西领导游击战争。

 范乐春跟丈夫林伯渠告别后,就接到组织上安排她回闽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她马上整理行装,决定将儿子送往会昌县城,托付给自己的堂兄范美宏家抚养。这时,邓子恢夫妻要求,请范乐春也将黄秀香刚分娩不足十天的男孩一起托付给范美宏。

  范乐春的堂兄范美宏、堂嫂郭发仔,夫妻俩生有一女。由于生活艰难,范美宏在有钱人家的店铺做帮工或做零工糊口。范乐春将两个婴儿亲手交给郭发仔,并认真地告诉她,那个大一点的是自己的孩子,那个才出生几天的是邓子恢与黄秀香的孩子。因敌情紧急,范乐春放下两个孩子的换洗衣服,就匆匆启程。

郭发仔夫妇自从收养范乐春托付的两个小孩后,忙得不可开交。过了几天,郭发仔很快就在县城东门一家熟人那里找到一位也刚生下孩子才两个月的青年妇女,叫文长秀,娘家是城郊塘巴村人。她丈夫姓李,几年前参加了红军,不幸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牺牲,只留下她带着一个出生两个月的女儿。郭发仔找到文长秀,对她说:“长秀妹子,我姐寄了一个男孩要我帮她带,我又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叫,急得我四处找奶妈,你是否帮帮我啊?”其实,文长秀也清楚郭发仔说的孩子是红军那里留下来的,她没有更多考虑就答应下来,并对外声称家里有对“双胞胎”。

  不久,国民党军占领了会昌县城,外面风声越来越紧。大街上还张贴了布告,说是谁家窝藏红军游击队,就要株连全家。为了安全起见,郭发仔与文长秀经过反复商量,决定让文长秀带着自己的女儿和范乐春的儿子一起到本县西部的庄埠投靠亲戚。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文长秀终于在洛口圩附近找到了愿意收养小男孩的可靠人家。这家男主人叫赖兆枝,妻子叫刘满姑,也是一户贫苦老实的农民。因为赖家生了几个都是女孩,经人介绍抱养到这个小男孩后,一家人非常高兴,并将小男孩取名赖平亚。

  因生活所逼,文长秀后来带着女儿改嫁给本县白鹅乡一家姓郭的农民。但她始终没有忘记向郭发仔作过的许诺,每逢洛口墟日,她总要亲自去看看赖平亚,并将赖家收养的有关情况如实告诉了郭发仔。

  郭发仔夫妇给邓子恢的孩子起名为范宜德。当范宜德长到5岁时,因为生活越来越艰难,为了保证范宜德不挨饿,夫妻俩忍痛将自己刚满10岁的亲生女儿卖到山区永隆乡一家农户当“童养媳”。由于生活贫困,女儿在14岁那年不幸夭折。郭发仔知道后,十分悲伤,但为了抚养范宜德,她只有强忍悲痛坚持着。

  范宜德不觉长到9岁了。这一年8月,范美宏因外出做工,不幸染上恶疾,又无钱医治,不久病故。从此,郭发仔和范宜德相依为命,视范宜德比亲生儿子还要亲。

  在洛口上屋村,赖兆枝、刘满姑夫妻自从收养赖平亚后,一家人都很欢喜,倍加疼爱。赖平亚长到4岁时,一次发病高烧后,左脚软绵绵的,竟然不能走路了,当时谁也不懂是“小儿麻痹症”。刘满姑见此情景,伤心地哭了几天。赖平亚长到9岁时,阿爸开始让他破蒙读书。赖平亚到了12岁时,家里已经十分困难了,实在无法再供他上学了。刘满姑夫妻经过商量,考虑到赖平亚是个残疾人,便让他去学裁缝手艺。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会昌县城。这时,远在武汉的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邓子恢,得悉赣南全境解放的消息后,派人前往会昌,寻找当年寄养在会昌县城的两个“红军的儿子”。不久,范宜德、赖平亚被接回了北京。为感念苏区人民对他们的养育之恩,经邓子恢和林伯渠商量,将范宜德更名为邓瑞生,赖平亚更名为林苏生。

  后来,邓瑞生和林苏生都以优秀的成绩分别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两位红军的儿子分别参加了工作,也常想念含辛茹苦抚养自己的苏区妈妈。每逢佳节,他们都要抽时间回来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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